，却不知道教会在1936年设立了自己的科学院，并在1979年重审伽利略案，1992年正式为伽利略。

　　同样，教廷曾经激烈反对与禁止的哥白尼日心说、达尔文进化论，也分别在1822年与1996年得到教会承认。

　　人们对科学与宗教的误解有很多，在中国则更甚。中国一直以来被认为是缺少宗教信仰的国家，科学在中国发展的历程也不过百年，因此，科学与宗教成了国人了解最少、误解最深的领域之一。

　　国人对二者关系的理解，大多仍停留在教科书的刻板印象，这既影响我们对科学的认知，又影响我们对宗教的了解。

　　英国哲学家约翰·希克曾说：“人类认识世界的方式有两种，一是科学，一是宗教”。摆脱刻板认知，全面理解科学与宗教关系，关乎我们如何生活，如何认识眼前的世界与自己的精神困顿。

　　促进人类文明进步的是技术背后的精神，而非技术本身。科学有两个前后相继的历史形态，一是希腊科学，二是近代科学。科学精神源于希腊自由的人性理想，它不考虑实用与功利，只关注知识本身，追求自由、理性。

　　这是一种特属于希腊文明的思维方式，也是中国本土文化严重缺失的。缺乏对科学精神的理解，将会走向将科学物质化与功利化的误区。

　　受多年教育与意识形态影响，国人往往“谈宗教色变”，将宗教贴上“迷信”标签。实际上，宗教作为人类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，是构成我们世界观永远不可缺失的一部分。无论是西方的基督，还是东方的佛教，都具有无限的精神价值与哲学思辨。

　　人的理性有限，对那些理性尚未到达的领域，很多人将其归为神学解释，因此，“科学的尽头是神学”成了当下一句流行语。实际上，科学与神学分属两个不同领域，牛顿步伐的终点是爱因斯坦，而非上帝。

　　理性有限，但是追求理性的道路却是无限的，科学理性将在这条道路上无限延展。正如韦伯所说：“若要纠正科学的错误，唯有依靠更多的科学”。

　　二者关系出现过“冲突、独立、对话、交融”四种模式。近代科学产生以来，由于认识论与组织层面的根本差异，科学与宗教爆发过激烈冲突，宗教裁判所对伽利略的审判，是典型代表。

　　随着科学的逐渐胜利，19世纪至20世纪前后，人们普遍意识到科学与宗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，尼采曾说：“宗教与真正的科学既不是亲戚，也不是朋友，甚至连敌人都不是；它们所处的是两个不同的世界。”人们认识世界更多应该依靠科学与理性，二者走向互不相干的平行、独立道路。

　　20世纪末，教会开始接受科学，民众在精神危机压力下也重新认识到宗教的重要性，二者转为对话，走向交融——科学用科学的方法研究宗教，宗教也以科学结论阐释上帝与神学。

　　爱因斯坦说：“没有宗教的科学是跛子，没有科学的宗教是瞎子。”科学用“真”弥补宗教的认识论不足，宗教用“善”弥补科学的负面效应与价值虚无，二者相互帮助，共同促进人类文明的向前。

　　叔本华曾说：“知识的质地比信仰还要坚硬，如果知识与信仰发生碰撞，那么破碎的将是信仰。”

　　未来，科学的强势发展将继续碾压宗教生存空间，甚至科学本身也会成为一种新的“宗教”——当下一些人视科学为万能，不承认宗教的价值，走向“唯科学主义”的误区，便是例证。

　　同时，新科技发展——如ChatGPT宣告来临的人工智能时代，将使韦伯所说的现代“理性牢笼”变得更为坚固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强压下产生更大的精神困境。宗教永远不会消失，但如何让愈加破碎的宗教发挥其精神价值，解决人类精神危机，仍是一个难题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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